第39章 干票大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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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电影节的起源，或多或少和冷战有关。时间可以淡化很多东西，再加上媒体在西方手里。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媒体美化了，也能遮掩。
虽然夸张，但掌握媒体能修改很多记忆，甚至包括历史。
从13年来看，柏林电影节，实际控制者是电影节的最高管理机构。
由一个非营利组织“柏林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运营，这个公司由德国联邦政府、柏林市政府和电影行业代表共同管理。
其最高决策机构为监事会。
监事会的核心成员包括代表德国政府的德国联邦文化媒体专员，代表柏林市政府的柏林市文化事务参议员，以及德国电影产业代表德国电影基金会负责人。
表面上的实际控制人，是艺术总监迪特·考斯里克，也是柏林电影节的核心策划者。
迪特·考斯里克，专业背景是社会学与政治学，曾在汉堡大学学习。
早期任职于德国电影与电视学院（DFFB），推动青年导演计划。
80年代起参与德国电影产业政策制定，曾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电影基金会负责人。
2001年接任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从2001年开始担任这一职位，已经干了12年。
任内扩大电影节规模，增设“新生代”单元，并推动电影节进一步关注政治电影、社会议题。
强调电影节的政治性和社会批判性，常选映涉及难民、性别平等、全球化等议题的影片。
喜欢推动非西方国家的电影参与，例如关注中东、拉美和非洲电影。
电影是西方传媒机器的重要工具，而柏林电影节是电影“艺术”评价中的一个环节。
能干12年，迪特·考斯里克也必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容器。
只是电影节过了初创阶段，早就形成了制度化，很多事藏在了水面之下。
2012年的金熊奖给了意大利电影《凯撒必须死》，讲的是一所意大利监狱中，重刑犯排练莎士比亚戏剧《尤利乌斯·凯撒》的故事。
以戏剧形式解构监狱现实，这一倾向表面上源于对艺术创新的支持，实际上是解构主义的直接应用。
《凯撒必须死》导演保罗·塔维亚尼和维托里奥·塔维亚尼兄弟，讲述创作理念：“我们希望电影放映后，观众会对自己或周围的人说……就算是重刑犯、终身囚徒，他们依然是人……”
人性论调。
用人性普世价值淡化罪犯的犯罪事实，《金陵十三钗》也好，包括中国一些导演，习惯性给坏人找人性，称之为“艺术”，很大程度上叙事源头来自于此。
而这条叙事，一个是服务于现在，也就是淡化阶级、集体叙事，强化个体。
另一个服务于历史，有着西方特色的“通三统”，用来规避前殖民时期的累累血债——罪犯也可能是好人，应该被原谅。
而对于非西方世界，考斯里克另有一套标准。
任内多次选映来自前殖民地国家，或探讨殖民历史的影片。
还是后殖民主义框架，以文化来为隐形殖民服务。
表面上从未明确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策展框架，但……不言而喻。
2012年主竞赛单元影片，有印尼电影《动物园的明信片》、叙利亚战争背景的《毁灭》、身份认同土耳其电影《伤口》，还有来自于中国的《白鹿原》。
《白鹿原》不用说。
挑最恶心的碎片呈现出来，美其名曰“本来面目”，批判封建主义。
实际上，和后世拍摄农村题材，把几个不幸的真实案例，给凑一块去弄成一个人物，是一样的手法。
你说是真的吗？确实，也许，可能现实中存在。
而以《动物园的明信片》为例子。
电影围绕雅加达一座濒临关闭的老旧动物园展开，通过动物园管理员、动物学家与周边社区居民的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矛盾与人与自然的疏离感。
动物园最后被摧毁，变成了商业综合体。
主竞赛单元里面还有德国《芭芭拉》，讲述了冷战时期，女医生芭芭拉在男友的帮助下千方百计从民主德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故事。
对比过于明显。
西方的电影，也是解构。
但是解构本身还是服务于某个主体，宏大叙事的一种。
而非西方的电影，是拆家。
比如《动物园的明信片》，典型的西方叙事下的非西方“模范”——不要发展。
之所以柏林电影节给一个甜枣，就是影片迎合了非西方国家不能发展，最好永远保持原始丛林景象，世世代代维持在落后的图景。
电影里的动物园恰如其分是个好象征，非西方国家最好永生永世做“文明”“正道”世界的“动物园”。
《动物园的明信片》讲的是拆迁故事，中国导演拍这样的电影，很难让入围主竞赛。
08年，第5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王小帅的《左右》，直接把道德全部解构了。
故事讲的是离异夫妻枚竹与肖路的女儿禾禾确诊白血病，唯一救治希望是移植同胞弟妹的脐带血。
枚竹与现任丈夫老谢尝试生育失败后，她提出与前夫肖路“再生一个孩子”的疯狂计划。
枚竹在母爱驱动下，打破道德边界，肖路夹在现任妻子董帆的愤怒与对前妻的愧疚中摇摆。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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