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4章 证明人类配得上这种危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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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记者也会采访杂志社的编辑，所以进行这次座谈会，也是希望所有人有个思想准备。”张潮点点头，继续道：“刚刚说‘文学是镜子’，确实不够准确。我再阐述一遍——文艺复兴不是靠但丁的十四行诗推翻教会的，靠的是威尼斯商人的金币、佛罗伦萨银行家的汇票、古登堡印刷机的油墨。
所以文学从不‘解决’危机，它只做两件事——”
张潮停了下来，当着所有编辑的面，竖起两根手指，缓缓道：
“第一，证明危机存在；第二，证明人类配得上这种危机。”
这句话如惊雷般从《十月》杂志社会议室的上空闪过：先是一道闪光，然后轰隆隆的震动声从不可见、不可知的远方传来，越来越清晰，最终像鼓槌一样敲在所有人的耳膜上，久久回荡。
文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人们追问了两千年，也回答了两千年。
从「文学（悲剧）通过引发“恐惧与怜悯”实现情感的净化」，到「文学要揭示终极真理」，再到「文学是“社会风俗史”，揭露金钱对人性的腐蚀」，此外还有「文学是“匕首与投枪”」，「文学捕捉瞬间的美与哀愁，延续传统美学精神」，「文学应抵抗娱乐至死的浅薄，重建深度思考」……
每一次追问，每一次回答，都是在这个古老的艺术题材的洪钟大吕上敲击一次，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让整个时代颤抖。
但能做出这种回答的作家古往今来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包括那些顶顶优秀的——也只会引用前辈的名言，而不是自己发声，更遑论进行阐释了。
原因无非就是两点，一是要超越前人的经验不易，二是凝练自己的观点太难。毕竟这个命题太过于宏大，想要用短短一两句话来浓缩，很容易就显得轻浮而偏颇。
但是张潮今天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却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不仅凝练、隽永，而且足够深刻——
「文学只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危机存在；第二，证明人类配得上这种危机。」
王占军此刻再也保持不住仪态了，他放下茶缸，翻开面前原本只想做做样子的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又拔了钢笔帽，用最粗的笔锋在纸上写下了这行字。
然后他坐直身子，语气郑重地问道：“还是请详细说说看吧，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张潮也拧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以后才道：“其实半年前我在思考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时，也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它们？
一直到我得出了刚刚的结论，我才动笔写下第一行字。
中世纪的人为‘死后能否上天堂’失眠；19世纪的人为‘爱情能否超越阶级’痛苦；今天的人为卷不过其他人而懊悔；明天的人会为‘滤镜关掉十秒会不会掉粉丝’焦虑。
这些精神危机本质相同的——人在试图超越自身局限时必然跌倒；但跌倒本身，就是超越的证据。
刚刚杨师姐问我‘难道要纵容物欲吞噬人性？’我以前对别人说的答案是‘物欲会吞噬人性是因为物质化的程度还不够，如果物质足够丰富，人性就可以驾驭物质。’
这个答案我没想改口；但我今天更想说的是，‘恐惧物欲吞噬人性，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危机！’
我们总在怀念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记忆里的高邮，莫言魔幻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视野里的欲望交织的陕西农村，当然还有陈忠实那不朽的‘白鹿原’……
我们总是在哀叹乡土文明消逝，却忽视了这片土地当下发生的故事。文学如果只愿做农耕文明的守墓人，又如何书写正在发生的史诗？
我最早以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农耕历史太漫长、文明积淀太厚重，才让大家的这支笔写不出今天的小说。现在我渐渐明白了，是时代的车轮太快，有些东西稍纵即逝，往往作家们还没有抓住就溜走了。
就像‘固定电话’，90年代开始普及，本世纪初达到巅峰，随即开始一路走低。到今天，即使家里有固话，谁又能打几次？
我们在美国、日本文艺作品里经常看到的电话元素，比如最简单的‘来电留言’，在中国都还没有形成某种‘文化意象’，就从身边溜走了，这实际上颇让人无所适从。
但这些只是表象，只是外物。就像我的这篇小说，人物灵感来自于《包法利夫人》一样——1850年的法国，也是一个一切都在迅猛变革的时代，为什么福楼拜可以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间隙，创作出不朽的经典？
因为他真正克制住了塑造一个宏大世界或者伟大人物的冲动，肯‘坐到’这个庸常无趣的女人身边，把她的精神世界和洪流般汹涌的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挖掘出了她内在的生命力，从而折射了当时整个法国社会施于她的不公。
于是藏在飞速丰富起来的物质下真正的精神危机就浮现了出来。
福楼拜直面了那个时代！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一流作家们还习惯去写‘非常人’与‘非常事’——当然，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写的是平常人，只不过比平常人长得漂亮点、性格坚强点、人品善良点、意志坚定点……
我不想写这样一个什么都比‘平常人’强一点的‘平常人’，所以有了《画皮》，所以有了「徐畅畅」，有了「江爷」，有了「李默」。
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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